卞仲耘之死

in #cn5 years ago (edited)

卞仲耘之死已是近50年之前的事了,如果不是大名鼎鼎的宋彬彬,最近就此作了一番道歉,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还注意到它。

卞仲耘当然早已逝去,其魂灵今在天堂还是在九泉之下,厮守于故地还是游荡于他乡,她是安然遁世还是依然愤愤不平——我们一概不知。但没有人能将她之死从历史中抹去。

卞仲耘之死太不平常了,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件事本身。卞无疑死于一次凶杀,但那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凶杀,其诡异与荒唐今天仍然激起许多人的深思。

缘何而死

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一次英雄落难吗?是旷古奇冤吗?是罪臣受诛吗?是恶徒伏法吗?或者,仅仅是好人不幸惨遭不测,就像每天都有的事故中的偶然丧生吗?

全都不是!这才是卞仲耘之死的真正不平常之处,它不应只是正义之士一掬同情之泪的个案,而是真正凝结了那个时代悲剧的标志性事件。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深深地思考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

卞仲耘之死并非英雄落难。且请死者亲属恕我直言:卞不是英雄。我不知道卞是不是老革命;即便她是老革命,也未必有过秋瑾、赵一曼般的英勇不屈之壮举;即便她以往有过英勇壮举,在受难之时,或者在受难之前的那段岁月,即文革初期,她也断然没有——且绝不可能有——对抗潮流的任何英勇壮举;就在死前不久的5月12日,卞仲耘还在忠实地贯彻上级指示,作文革动员报告,声称“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否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在受难之时,与那个疯狂年代的几乎所有受难者一样,唯有卑怯与自虐,唯有低头认罪。

更可能的是,在祸从天降之时,她根本就来不及思前想后。施暴者没有给她留下多少时间,让她得以从容回顾自己的一生;她根本来不及从自己的过去找出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过失,用以解释眼前的报应。

她的主要感受,更可能仅仅是肉体的痛楚与内心的惶惑。她或许还能聊以自慰:此时此刻,还有千千万万老干部也在挨打呢。这不是革命应有的考验与付出吗?只要挺过这一关,充当合格革命者的前景不就在望了吗?

可惜,她没能挺过这一关,她在剧烈的痛楚中,带着做真正革命者的虔诚期待走了。她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受难与死去,原本与革命无关,至少与人们理想中的革命毫无关系。

卞仲耘之死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冤案。没有任何机构或负责者为卞立过案;即使当时卞死而复生,也多半不会有人肯费心去为她立案。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以为每个受难者都值得立案的时代,就如同当时好几次大屠杀中,没有人会想到要为刀下之鬼立案一样。即便立了案,也谈不上是什么冤案,除非整个地推倒所谓文革的逻辑。

最高领袖早已宣布,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走资派也就成了当然的罪犯。既然教育界已被定为黑线,教育界的大小官员岂能逃脱走资派的厄运?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这一点卞仲耘不会不知,且多半已心领神会,只是犹存侥幸,还在等待宽恕罢了。作为走资派,一个中学校长实在微不足道,还够不上动用一个“专案组”的资格。

她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案情”;红卫兵对她的那些指控,几乎完全不属于她个人,移用于任何别的中学校长,亦无不可。对于这些指控,红卫兵根本无意花功夫去核实,也无从核实——如何去核实一个人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红卫兵能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吗?

卞仲耘大概也无意认真去辩解,谁都知道这都不过是一个仪式,一个过场,它为革命所需要,其内容细节根本不值得关心,也没有人真正关心,大家都不过是在逢场作戏——可不是什么好戏,而是令人发指的恶作剧——而已。既然谁也不把这当作一个案子,这只是一场革命,那么又何冤案之有?

那么,卞仲耘是罪臣当诛吗?根本不是!

首先,卞不过是那架体制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而且多半是一颗忠心耿耿的螺丝钉。她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只能事事依据文件规定,管理着她的教师与学生,不能也不应当独立承担责任。即使她应负独立责任,多半也是有功无罪。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卞仲耘一类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贯彻上面的精神从来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前30年”的教育在培养现代人才方面乏善可陈,那么,就培养听话者而言,则很难做得更好了。谁能否认,这恰好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目标呢?像卞仲耘这样兢兢业业、唯此为务的人,岂有被诬为罪臣之理!

至于红卫兵依然认定他们的校长有罪,是该死的“修正主义分子”,则并非他们真正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过是在文革发动者鼓动之后,盲目跟风而已。尤其是那些身为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其中几个著名人物稍有阅历的人都耳熟能详,她们的父辈后来不幸也成为文革的主要受害者——“跟风”的敏捷与准确,更是尽人皆知的。

那么,卞仲耘是私德有亏,该受惩处,应借触及皮肉以救其灵魂吗?对于卞的私德,并无所闻,未敢妄评。至少,那时无秘不揭的大字报,对于卞并没有揭出什么特别耸人的东西,卞的口碑大概不致太坏。最主要的是,在那个时代,私德真的重要吗?正是当时的二号人物公开宣称:只要大节不亏,小节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说,只要紧跟上峰,无论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伤风败俗、营私舞弊、贪赃枉法,都不过是枝节问题,何必深究!“水至清则无鱼嘛”。除了像彭德怀、胡耀邦等严于自律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究竟有多少高官真将“小节”当一回事?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那时为什么要如此极端地“突出政治”了:正是在时时突出的政治大节面前,“小节”才显得无足轻重。卞仲耘既已被红卫兵判定为政治上有罪,再去找她私德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纯属多此一举了。

总之,无论是实罪还是冤情,只要是能用平常心想象、用平常语言表达的,卞仲耘都挨不上。于是只能说,她反正是在劫难逃!不必有任何解释。

革命需要就是最好的解释!

荒唐诡局

即便如此,红卫兵不假思索,就用私刑结果了她们的校长,现代人还是大惑不解。即便卞仲耘的确有罪当诛,也该交给司法当局,怎么几个学生就可以用私刑了结——这不过是现代人的天真想法。那是什么时代,那时时兴的只是群众专政!

那么,红卫兵在凛然“行刑”之际,对牺牲者会满腔仇恨吗?想必你会以为一定如此,实际上大谬不然。红卫兵干嘛要恨卞仲耘?他们不仅熟识卞,而且多半长期是其手下的学生干部,是卞的被重用者与被宠爱者,他们不可能恨她,除非已完全丧心病狂!

其实,这又是一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小节问题”:毒打某人与是否恨她并无必然关系!要懂得,这是在革命!只要革命需要,打死父母尚且不惜,何况是打死一个走资派!薄熙来不是实实在在地踩断了他老子的三根肋骨吗,他真的恨他的老子吗?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大义凛然地揭发过她的父亲,她真的恨她的父亲吗?

当毒打卞仲耘的红卫兵狠狠甩下那带铜环的皮带时,她们未必会特别介意,挨打的竟是一个血肉之躯;她们所拼命抽打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已经泛化的概念——阶级敌人,既可以是卞校长,也可以是王书记、李书记,或者革命所要求抽打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当时已宣布的走资派陆平、彭真乃至(稍后宣布的)刘少奇!

在当时的氛围下,红卫兵已不再是能够思考的动物,而仅仅是革命炮车上的螺丝钉,他们只如狼似虎地盯着已成为革命对象的猎物,眼中不再有由血肉之躯构成的人类。在这件事上,无论爱与恨都是谈不上且用不着的。

谁的责任?

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有罪吗?不妨联想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在柏林墙下射杀越境者的东德士兵有罪吗?你可能会说,后者不过是奉命行事,情有可原,但并没有人命令红卫兵去打死他们的校长啊。如此说来,似乎红卫兵就罪责难逃了。大概确有些红卫兵已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今天就不会有人站出来道歉了——此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那个宋彬彬。

无论如何,应当充分肯定与鼓励悔悟者的道歉。不管有多少理由为当时的恶行辩护,在良心的法庭上,行凶者终究是无可逃匿的。德国法官曾这样责备开枪的士兵: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点点吗?同样,人们难道不能责备那些抽打卞仲耘的红卫兵:你就不能将皮带抽轻一点点吗?

但是,说行凶的红卫兵并未得到任何指令,倒不完全准确。实际上,是有人命令红卫兵施暴的,只是那条高超的命令有点隐晦,后来的人竟不置一词罢了。

且不说卞仲耘事件刚刚过去,当时最受宠的红卫兵宋彬彬就被要求改名为“要武”;也不说当时被强调得最多的最高指示“造反有理”,单单是从最高层传出的精神:“北京城的牛鬼蛇神很多,自前清以来都没怎么动过,该好好触动一下了”,敏感的红卫兵就非常明白要他们做什么了。

真的不负圣意,战果辉煌,仅在“红八月”之内,红卫兵在北京城就活活打死了1772人!人命关天啊,然而上峰却不置一词。几乎与此同时,京畿的大兴县也大开杀戒了,死者达325人,上峰依然不置一词。所有媒体依然在一股劲地鼓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此时要热血沸腾的红卫兵罢手,实在很难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先走一步的卞校长,哪里还算得一回事!如果考虑到这些事实,你还能给红卫兵定罪吗?

非同寻常

今天社会上并不少见凶杀案,但绝不会有哪个案子可与卞仲耘案相提并论。最主要的区别是:无论案由、过程还是结局,今天的凶杀案多少服从平常的逻辑,而卞案则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想象。

下面所述的区别也是耐人寻味的。今天,倘有歹徒公然行凶,围观者即使不敢挥拳相助,或大声抗议,至少可以窃窃私议,或者立即报警。残杀卞仲耘的现场也有围观者,但没有任何最轻微的非议。绝不乏古道热肠的王友琴,当时还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北师大女附中的低年级学生,她就是一个围观者;她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表示,当时没有任何感觉,无论是愤怒还是同情。当时的氛围已被毒化到什么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王友琴完全投身于文革研究,奋力奔走为文革受害者昭雪,或许也有补偿当年作为一个冷漠旁观者的愧疚吧。

如上所述,卞仲耘之死就是这样:它根本不是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普通凶杀案!卞仲耘既不是国家的罪人,也不是红卫兵的私敌,更不是学生眼中的坏蛋,仅仅是特殊的文革逻辑所圈定的打倒对象;残害卞仲耘的私刑固然血腥至极,但并非出自残害者对于牺牲者的愤恨;红卫兵既没有关于死者罪行的清晰概念,也没有想过需要任何法定程序,他们心中仅有一个念头:需要用眼前这个人的血来完成革命的洗礼。选择卞仲耘作为牺牲者,没有任何足以服人的理由,也不需要这样的理由,革命就是最大的理由!

卞仲耘死难的可悲,首先不在于其骇人听闻的残忍,而在于其匪夷所思的荒唐,彻底的荒唐,荒唐得空前绝后,根本不可能为任何时代的文明人类所理解与想象。

可以想象恶棍们逞凶作恶,但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学生们竟用残害师长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与崇高!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法纪废弛,但绝难想象一个国家公然鼓励其学生屠戮校长!这已经不仅是一种罪恶,而是辱没祖宗的空前丑行!

卞校长受难了。无辜受难当然是极大的不幸。然而,更大的不幸却是:卞校长蒙难的那块土地,在疯狂的十年中所滋育的骇世丑行,将使一个素尚礼义的文明民族百代蒙羞。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应不惜一切代价来洗刷这种耻辱;否则, 我们的良心将永远得不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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