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对手

担当大任者最关心的事情是：未竟之业将付托何人？总应该是血亲、挚友、忠实信徒，总之是自己人吧？然而，历史的提示却大大出人意外，对手往往是更可靠的继承者！

权力继承

在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根本就没有对手一说，那时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只有在大体平等竞争的条件下，才谈得上对手。孙中山与袁世凯、蒋介石与汪精卫、马英九与蔡英文、薄熙来与汪洋、鲁迅与郭沫若、方舟子与崔永元，可作为对手的例子；而毛与赫鲁晓夫、刘少奇与高岗、林彪与张春桥，则只是互相敌对，而并非对手。当然，对手关系也可能随时间变化。例如，汪精卫原本是蒋介石的对手，但当他投敌之后，就成了民族公敌，岂能仍然视为对手？当然，汪洋也不会再将秦城监狱中的薄熙来视为对手了。

对手固然不必是敌人，彼此之间的对立也可能既尖锐又激烈，几乎没有什么握手言欢的时候。1949年之后，蒋介石与李宗仁岂肯同堂共席？正因为如此，有时不容易区分对手与敌人，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界线。要紧的是，对手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彼此如何横眉冷对，而是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的人格与尊严。这些东西，只能在一个至少已初步具有现代文明观念的社会中，才有意义。在金正恩的朝鲜，你能和谁谈对手去？

继承无疑只存在于前后交替的人之间。例如，父子之间的财产继承；政要之间的权力继承；高管之间的事业继承；师生之间的学术继承，等等。最值得关注的似乎是权力的继承，因为它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活、命运乃至生命。

在世袭制时代，君王不可能将权力交到对手手中。金正日岂会担心金正恩是他的对手？在指定接班人的社会中，通常权力也不会落到对手手里。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可以看作一种“准世袭制”，实际上不妨归入世袭制一类。因此，“继承对手”的问题只可能出现在非世袭制社会中。

非世袭的权力更迭包括三种情况。其一是选举制，这无需解释。其二是权力精英经过某种博弈决定接班人。它有一个雅名：协商民主；也有一个恶名：寡头制。斯大林之后，苏共政治局通过凶险万分的合纵连横，决定由赫鲁晓夫继任领袖；10年之后，克里姆林宫内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将赫鲁晓夫换成了勃列日涅夫。这种接班，可作为“协商民主”的典范。其三就是政变或革命了，完全有另一番景象，常不免腥风血雨。在以上三种情况下，权力都可能落入对手之手，因而属于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初看之下，对手继承似乎是一种非常态。但实际上它广泛存在于东西方社会中，举出对手继承的例子毫无困难，例如，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默克尔继承施罗德、蔡英文继承马英九、特朗普继承奥巴马、文在寅继承朴槿惠，等等。

个人继承

权力继承通常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继承。一旦权力落入对手之手，原掌权者看重的事业能被继承吗？如此担心常常不免过虑了。

艾森豪威尔继承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几乎给现代美国划了一个时代。新政的成败以及某些新政举措的得失，后世依然有一些争议。但新政的那些主要政策：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由国家投资直接支持某些产业发展、推行某些国民福利计划等等，逐步得到巩固并延续到了杜鲁门时期。作为杜鲁门的共和党对手，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对民主党所继承的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没有少批评。从根本上说，共和党人不喜欢任何强势的政府干预。那么，1952年胜选上台的艾森豪威尔，会根本推翻民主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吗？

作为民主党人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当然不会喜欢罗斯福的许多经济政策。但他的自由选择余地并不如初看起来的那么大。首先，民主党政府开始实施的那些“国家项目”，例如大型公共工程、科技开发计划、农业计划等等，不可能停下来；而且，艾森豪威尔这位二战统帅，也不可能不喜欢那些大有利于国防的项目。其次，涉及民众福利的经济政策，一旦起步就很难废除。因此，无论那些攻击民主党政府的激烈言辞如何言犹在耳，艾森豪威尔还只得将民主党的未竟之业继续下去。这样一来，说艾森豪威尔继承了罗斯福，也不为过。

布莱尔继承撒切尔 被公认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给现代英国史划了一个时代。撒切尔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她彻底厌弃与国家控制有关的一切。她在任上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私有化”，已有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就是撒切尔下刀的对象。被撒切尔攻击为社会主义者的工党，对于撒切尔的政策当然没有好话说。在撒切尔之后，保守党虽然在好几年内保住了权力，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强势崛起的工党新党魁布莱尔（1997—2007任首相）。年轻的布莱尔才华横溢、精力焕发、雄心勃勃，并不想完全走工党的老路。他不可能看不到，现实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要完全远离撒切尔并不明智。在布莱尔手里，撒切尔的私有化计划不仅没有废除，实际上还有所发展。至于保守党政府所偏爱的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布莱尔不仅完全接受，而且走得更远。就此而言，撒切尔不要指望更好的继承者了。

即使备受责难的事业，亦可能被对手继承，下面就是典型事例。

奥巴马继承小布什 在911事件之后，小布什遇到了成为伟大总统的天赐良机。但他终究没有成为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罗斯福，而成了滑铁卢之后的拿破仑；小布什的滑铁卢就是伊拉克。当时全球恐怖势力猖獗，而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言行怪异，在美国乃至西方人心中印象恶劣，美国两党一致的伊战决策，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从当今世界的主流文明价值看来，出兵伊拉克毕竟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它无助于中东问题的有效解决。如果从事后的效果反观，小布什的行动就更显得不理性甚至荒谬了。总之，在美国内外，似乎都认为小布什在伊拉克闯下了大祸，他无力也来不及收拾残局。

那么，继任者奥巴马该如何处置这笔遗产呢？作为对手，奥巴马在竞选中当然不会放过数落小布什的机会，伊拉克问题就是主要的话题。上任后至少改善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奥巴马岂能不煞费苦心。

不管是由于运气不佳，还是由于志大才疏，奥巴马在这一点上未能兑现诺言：他在其任期结束时，岂止未能从伊拉克脱身，甚至陷得更深了。奥巴马在上任之初，可以说还是顺风顺雨的。仅仅他在开罗发表的旨在与穆斯林和解的那篇动情演讲，就几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希望；就是强硬的穆斯林，似乎也不是完全不为所动。在那种气氛下，奥巴马所制定的撤出伊拉克的时间表，并非没有现实性。但谁会想到半路杀出一个伊斯兰国？不仅叙利亚成了问题，伊拉克的大片土地也落入伊斯兰国了。

奥巴马的难处在于：他想给下一任留下一个不太乱的伊拉克，但又不想重新派出军队。谁有本事解决这道难题？

这样一来，至少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就只能有一个比小布什更差的结局。这就不妨说，奥巴马还是继承了小布什。

人亡政息乎？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领袖推心置腹的窑洞对，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被广泛引用。其中毛所阐发的一个著名思想是：要终结“人亡政息”的历代周期律，唯有实行民主制度。这种振聋发聩的开明言论，让多少向往自由民主的青年热血沸腾，急匆匆地奔赴延安！国共决斗的成败，似乎就在那时决定了。

不过，“人亡政息”的忧思，仍然幽灵般地游荡于世间，甚至成为主流政治哲学的思维基调，其经典表达就是所谓接班人理论。1960年代，在由首席理论家康生主持的对苏论战中，将事业的成败，归结于接班人的选择。按照这个理论，苏共败于修正主义，是因为选错了赫鲁晓夫这个接班人。在文革初期，举国庆幸选对了接班人林彪，事业后继有人。至于后来林彪叛逃，那是神仙也料不到的事情，似乎并不能怪接班人理论本身有什么错。

如果换成更直白的表达，接班人理论无非是说：永远应当将权力交给可靠的自己人，绝不能交给心怀叵测的对手。问题是，如何判定交权者属意的接班人确实是自己人？或许，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一旦落到对手手里，就一定是世界末日、大难临头呢？

这种说法尤其与本文的观察相悖。我们注意到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恰恰相反，一些很堂皇的事业往往被对手有效地继承。对于“对手继承”，主流理论家可能提出如下两条反驳：

其一是，“对手继承”的观点，即使适用于别的事情，也绝不能适用于中、苏所认定的崇高事业。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如已经指出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所有重要政策，都被对手勃列日涅夫继承了。更应指出，实际上斯大林的大多数政策也被对手赫鲁晓夫继承了。可不要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这样的理由来反驳，今天的主流理论家在谈到前苏联时，哪还记得什么修正主义？

其二是，“对手继承”的观点即使成立，着眼点也在功效，而不在旗帜，未免太功利主义了。倘若丢了旗帜，仅见功效有什么用？即使继承了斯大林的事业，你砍了他的旗帜，领袖的光辉总是没了。这或许说到了点子上，但恰恰不能让人认同：难道同一件事情，斯大林干了就很伟大，别人即使干得更好也不算数？持这种思想的人，显然还活在某种帝王崇拜中，此中不再有什么逻辑，因此也无需置辩。

群体继承

群体之间当然也可以互为对手。例如，你多半会认为，美国就是中国的对手。因此，继承对手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群体之间，例如民族或国家之间，而且很可能更受人关注。

古希腊人继承古波斯人 今天的希腊人与伊朗人似乎既不亲也不仇，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交往。但在两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却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在短短20年内（前499—前479），竟然发生了4次希波战争！但恰恰是对手之间往往不乏共性。例如，古希腊人与古波斯人都不是什么温和的民族，都热衷于扩张、征服与殖民统治。不同于小邦林立的古希腊，波斯早早地建立了强大的王朝，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之前，波斯帝国是威震亚非欧三大洲的赫赫大国，其军事征服远及地中海、埃及、中亚草原。但在公元前330年，古波斯人将自己的角色转换给了古希腊人：在这一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希腊大军荡平了波斯帝国，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希腊人帝国，那是更加显赫的世界帝国，它囊括了原波斯帝国的领土。不过，除了控制上层的少数希腊人之外，原波斯领地上的统治构架仍旧保留。这样一来，像居鲁士、薛西斯、大流士等波斯先王，倘在地下有知，大概也得承认，亚历山大统率下的古希腊人是他们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古罗马人继承古希腊人 即使在读书不多的人士心中，古罗马与古希腊大概都是赫赫有名的古代强国。其实这一印象并不准确。罗马帝国确实是广土众民、远近臣服的世界帝国；而希腊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国家，尽管文明鼎盛，其影响无远勿届。古希腊影响力之大，只须指出一点：在纪元前后几个世纪中，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世界的主要潮流就是希腊化！而推行希腊化最力者，恰恰就是于公元前168年征服了希腊全境的古罗马。在举世无敌的罗马军团所到之处，罗马人无不以罕见的热情推行希腊文化：希腊语言、希腊学术、希腊艺术……。在希腊人看来，应当没有比罗马人更好的继承者了。

蒙古人继承赵家人 现在流行说“赵家”，只是赵家的大宋竟无一天扬眉吐气，就连小小的西夏都敢欺侮它，更不说开疆辟土了。却也不能说，赵家人从无大志。且不说开国一代曾经雄心万丈，就是厉行改革的神宗，何尝不想富国强兵？只是因种种原因而壮志未酬。崖山之后，对手蒙古得了天下，开辟出一个空前大帝国。对此结局，无论赵家人是何滋味，在客观上，蒙古人毕竟继承了振兴华夏的理想。

满清继承大明 人们常说，满清不足一百万人打败了明朝一亿人！失败者的屈辱实在莫此为甚。其实，朱元璋等人在九泉之下也不必沮丧过甚，他们应看看这个故事的下一半：恰恰是朱元璋等奠定的明代典章制度，被满清这个对手几乎完整地继承了，其中特别包括“废宰相、皇帝亲掌政务”这一制度——雍正、乾隆等人都曾经感慨万分：还是不设宰相的制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