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诱惑

“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年纪大点的人都记得，这是文革年代最被追捧的格言。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这类“权力格言”未必有多少感觉。不过，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不再需要经典或者格言来诠释，每天眼见为实的所见就告诉了你一切。曾经附着于权力之上的那种神奇性或者神圣性，早已消失了。

不过，偏爱思辩的人们仍然不免寻思：权力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过关于猴子的电视节目，想必注意到了，猴王对于猴群的控制，与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两样。用人类的语言来说，就是猴王拥有支配猴众的权力。

可见，权力并非人类的发明，权力的原型可追溯到遥远的动物社会。那些执意要将权力现象与物质文明的一定发展阶段捆绑起来的理论家，或许太偏爱自己的理论无所不包的统一性了。如同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结论其实就在常识之中。如果常识告诉你权力是怎么回事，你就不必去翻阅皇皇大著。常识的启示说来很简单：

权力就是支配他人的权利。

这一句话当然没有说尽涉及权力的一切。进一步的问题是：

A． 权力在（或者应当在）哪些事情上有效？这就是权力的边界。

B．权力从何而来？这就是权力的来源，

C．权力有益吗？这涉及对权力效能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

D．为什么会有权力的欲惑？这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权力的边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伸展到广阔范围的社会中，以致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权力并无边界，也不必要有边界。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任何权力都有边界，只是边界所围出的范围大小不一而已。不幸的是，自古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权力高度膨胀的社会中，没有人意识到要去厘清权力的边界。

你去教堂做礼拜吗？要是某个官员厉声告诉你：你不能去！你除了张皇失措之外，不知如何应对。没有人告诉你，管“上教堂”这种事，是否在官员权力的边界之内。

你在宴会桌上，或在朋友聚会时，或在博文中，一时心血来潮，就家事、国事、天下事发了一番议论，以致痛快淋漓、忘乎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这可惹麻烦了！已经有警察在等着你哩。你似乎不太清楚，干涉你的那些言谈，是否在警察权力的边界之内。

你兴致勃勃地邀了一群朋友同好，选在某个会馆茶楼，或者私人寓所，纵谈天下。或许就有国保光临，盘问你无端聚会，意欲何为？你不免惊恐万分，不知就里。你完全没有想过，盘问茶楼聚会，是否在国保的权力边界之内。

夜深人静，你正酣然入梦。突然有警察闯入，翻箱倒柜，敲墙破壁。你不免惊慌万状，张口结舌，以为大祸来临。你敢质问来者意欲何为吗？没有这个底气！你根本不知道，夜闖民宅是否在警察的权力边界之内。

你手中阔绰，将钱贷给他人，收取利息。现在官员上门了：查你非法谋利！你绝无分辩，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在官员的权力边界之内。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你都只有听由权力摆布。或许，你心中不免隐约发问：这些事情官员们管得着吗？但你绝不敢说出声来。你也没有底气，因为你确实不知道，官方该管与不该管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问题集中到一点：权力是否有边界？

国人完全不懂权力的边界吗？其实也不尽然。就是在古代，人们也知道某些权力是有边界的。例如，如果官员干涉平民的合法婚配，胆子大点的人就会说：你管得着吗？可见，国人还是有某种模糊的权力边界观念。但是，现代法理上的、清晰的权力边界概念，确实源出于西方，不属于我们的文化传统。

权力的来源

人们经常听说：“我们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历史赋予我们的权力”等等。这些说法高屋建瓴，来头不小，谁还能否认？不过，仔细领会起来并不容易，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不涉及任何程序性的说明：人民或者历史通过什么途径、步骤、形式赋予掌权者以权力？这无疑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却是一些人根本不愿意谈的。

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可按各种不同方式分类。此处只考虑一种高度一般的分类：

程序性授权 指依据法定的、具有持续效力的、可操作的方法的授权，包括依家族继承法、王位继承法授权、依选举授权等等。世袭权力来源于家族先人，民选权力则来源于选民。

非程序性授权 指程序性授权之外的所有其他授权方式，任命制授权、个人指定接班人、政变夺权、打江山坐江山等等皆是。就后两者而言，“授权”变成了“自授”。与程序性授权比较，几乎在所有方面，非程序性授权都恰恰相反：后者的授权方式未经法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什么衡定性，没有一定的操作程序，等等。

对于授权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是困难的，也更多争议。例如，你能说“世袭继承”与“指定接班人”哪种授权法更好吗？精细的比较绝不简单。

此处只是强调：程序性授权必定优于非程序性授权，其主要优点如下：

合法性 授权方法出于法定、稳定不变的授权程序在长期运行中已进入社会的习惯意识、规范可靠的操作程序排除了争议等等，都使得程序性授权更能得到认可，即使不满意于授权结果的人，对于授权过程多半也无话可说。

稳定性 既然程序性授权具有合法性，而且授权规则恒久不变，那么它就代表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秩序，没有什么破坏性因素能轻易动摇它。

廉价性 稳定、持久、可操作的授权程序，将授权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因而使程序性授权成为一种比较低廉的授权方法，尤其避免了其他授权方法常常具有的那种破坏性。

鉴此，从非程序性授权演进到程序性授权，就应被视为值得欢迎的社会进步。

对于非程序性授权的各种不同方法，亦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方法，如任命制授权，未必毫无可取之处。至于“打江山坐江山”一类的方法，尽管曾被推崇备至，但已完全违背现代价值与世界潮流，显然再也不宜成为主要的授权模式。

想必你已注意到，上面竟然完全忽略了人民给权与历史选择。应当承认，这些都是高度崇高的词汇，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境界。只是完全不清楚，应当由谁来判定以及如何判定，一种权力是人民给的或历史选择的。这样一来，以上说法就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因而在权力来源的分类中不占有任何地位。

权力的功用

无论权力者是谁以及运用权力的取向，运用权力的结果都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

权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的荣枯。上世纪下半叶，朝鲜南北方都处于强势权力的统治下。南方的掌权者顺应世界潮流，驾驭经济走向市场导向的轨道，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成长，在极短时间内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北方的掌权者则固守斯大林主义教条，经济体制始终停留在僵化的国家统制阶段，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成为世界公认的极度贫困国家。

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盛衰。中国的国力、影响力、国家形象与世界声望，在改革开放前后有天壤之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掌舵者对世界潮流近于无知，且又极度顽固保守、刚愎自用；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批颇具世界眼光、且又生气勃勃的新人进入了权力中枢。

权力极大地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第二次海湾战争前后的伊拉克，个人命运的差异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在战前，以萨达姆为首的逊尼派垄断了国家权力，什叶派人士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在国内忍受着萨达姆政权残暴的高压统治，根本得不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战后，几乎翻了一个边，什叶派居于主导地位，而过去的权贵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被边缘化。

可见，如果不具体分析，就不能一般地决定权力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因而不能一般地肯定权力还是反对权力，也就不能一般地评价掌权者以及醉心于追求权力的人。价值的评判完全取决于权力的性质、运用权力的方法与效果。不加区别地颂扬、崇拜、迷信权力与权力者；或者相反，不加区别地谴责、贬低、鄙弃权力与权力者，都是非理性的，并不可取。

权力的诱惑

曾有人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用作励志教育的格言；另一方面有人说，“现在连小学生都说长大后要当官”，世风不免太坏。元帅的权力岂不超过一般官员，为什么想当元帅值得鼓励，而想当官就值得警惕呢？
不管你持哪一种看法，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当官，至少觉得那是一种可取的营生。而这就意味着：

权力是一种人人可欲的东西。

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权力哪来如此之大的诱惑？更直白地说，人们究竟看重权力带来的哪些东西呢？简单地说，构成诱惑的主要有三样东西：名气、地位、物质利益。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上电视了，你那份兴奋劲就别说了。而像样的官员正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人。就凭这一点，官员的名气就很难不让你动心。当然，官员的名气远远不只是上上电视而已。一句“我爸爸是李刚”，就足以使在场的人噤声；你能说，一个公安局长的名气不抵上一群大汉？凡是使一个官员感到荣耀的一切，都会为他本人、子女乃至三亲六眷争光。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做梦都想嫁入豪门的妙龄女子就不可理喻了。

刘少奇曾对大粪工人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平等的。”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即便是一个芝麻官，也不愿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还能说主席和工人一样的地位？官员是什么？难道不就是开会时坐主席台、宴会上被人敬酒、在路上被人前呼后拥的人？正是权力，将人——可能平凡至极的人——变成了人物；将老王变成了王老！

或许，在今天许多人看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有真金白银才是一切！权力怎么就一定能招财进宝呢？不要问这种傻问题，书本可不能告诉你其中的秘密，你就眼见为实吧。不过，与财富同时进门的还有一样东西，它叫做风险。至于名气与地位的风险如何，你不妨自己去作点观察。

名气、地位、财富，样样都光彩夺目，妙不可言，这种诱惑还能不大！只有一事让人不踏实：这些可都打上私字的烙印啊。这就不能不考察一下权力与私利的关系。

无论在东西方，权力都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公器，其功能本质上是公益性的，至少在名义上或原则上是如此。如果执掌权力或者追求权力的个人，恰好是以服务于社会为职志，那么，可以说权力就实至名归了。然而，你想今日之宇内，有此情怀者能有几人？不妨说，每个谋取权力的人都有公器私用的意愿与潜在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可能性成为权力的巨大诱惑。

不过，权力的诱惑并不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个人一旦获取权力，那么就身不由己地只能在制度所规范的轨道上行动，正常地行使着权力的公共职能；至于公器私用的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性，则既取决于个人的素养、德性与意志力，更决定于社会环境。在健全的制度与社会氛围下，即便是谈不上高尚的个人，也可能“不趟浑水”地完成公职的使命。

如果制度并不能约束权力，使之不越出其正常轨道，那么公器私用的巨大诱惑，就会将掌权者拉下浑水。如果“落水者”占到官场的相当比例，那么就会出现公器私用的普遍氛围，此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继续落水者就不再限于那些本来就利欲熏心的人，也会包括那些原本循规蹈矩的人，直至使腐败成为一种常态。

于是，社会就实现了权力的私有化。如果权力私有而兼之以财产公有，那么世间最坏的局面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