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创新 | 月旦评

如何跟上潮流？标准的答案大概是：切忌简单模仿，务求刻意创新。对于如此壮志凌云的应对之策，怎么能够反对呢？但我却不以为然：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之中，最优先的选择恰恰应当是，首先不妨模仿，不可轻言创新！这看来是最少气概的作法，似乎甚不足取。但从古今中外的经验看来，我认定这才是最可取的成功之道。

能不模仿？

“模仿别人？哼！”自负的人多半不屑于此。人们并不清楚，恰恰是模仿对于人类有最大的意义；许多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智力的长项就是模仿而非创新。甚至可以说，多亏模仿，人类才得以存续至今。只是，大多数模仿行为几乎是不经意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太注意到模仿的作用。
你从呱呱落地起就开始模仿了。如果不是模仿，你怎么能学会说话？幼儿的语言能力既非本能，也不是刻意学习而来，而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地习得。没有人有对幼时学话的记忆，但其间模仿之不可缺少是无疑的。在一个完全没有语言的环境中，你就只能成为哑巴了。“聋必哑”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生至死，人都处于不断的学习中，并非仅仅在学校的那几年而已。而学习主要依靠模仿。人们通常不情愿承认这一点，可能出于自负，更可能出于错觉。对于学习过程中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其印象经久不灭，致使人们不免认为，学习就是自觉思考。自觉思考当然重要，而且其重要性随着智慧的增长而提高。但不可忽略，更大量的学习恰恰是在不经意的模仿中完成的，幼童的学习尤其如此。幼童在听、看的过程中，自然地学会了读、写、算，完全谈不上多少理解。
中国的古代教育，高度忽略学童的理解，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不应以为这种教育方式一无是处，许多杰出学者就是从这种教育中走出来的。实际上，古代教育在主要依赖模仿这一点上，并非完全不可取。如果你现在手执教鞭面对幼童，不妨大声说：跟我念，别问为什么！也不要总以为自己比孩子高明，能理解一切。你能说清楚，为什么1加1等于2吗？对成人尚且不理解的东西，怎么能要求幼童呢？
你会说，这不过是咿呀学语的幼童的学习方式，对成人来说，早已成为过去。这种误解可能实质性地妨碍你的学习。今天，一个事业有成、年齿已长的人，坐在某个课堂上学习是常有的事，并不蒙羞。此时不妨记住：别太自负，别以为自己能理解一切。如果你老问为什么，你的学习可能进展甚慢。关键之处，穷根究底弄个一清二楚，当然是好品性；但处处如此就不值得了。其实，在大多数事情上，你不妨取地地道道的孩童做法：有样学样！至于为什么应这样，也许日后会自然清楚明白；即使一辈子不清楚可能也无大碍。天下事无穷无尽，你还想事事清楚？该会的会了不就得啦。
成人的模仿可分两类。其一随意为之，并不需要你劳神。其二则是刻意模仿，不免要用点心思。前者偏重于直观的东西，后者主要针对较复杂的事项。
你又会说，在学习中注重模仿，这也罢了，但我现在致力于研发呢。想成大事者，对模仿二字羞于启齿，确在情理中。但终究是一个误区。无论你干多大的事，就算是在打天下吧，也未必能完全避免模仿。李世民用兵，还模仿过曹阿瞒呢。当然，并不是事事处处模仿；但处处拒绝模仿，则肯定不足为训。如果你正从事一个创新项目，心中创意勃发，意气盎然，那么建议你不妨在大多数次要事情上，尽可能模仿现有方案，将节省出来的时间精力集中用于某个关节点上。如果你有1/10的地方实现了突破，通常就很了不起了。指望百分之百的创新，恐怕非智者所求。

成功之道

因模仿而获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最成功的例子，或许就在我们的近旁。
谈及因模仿而致成功，很难绕过日本。中国人对小日本怀有最复杂的感情，是很自然的。历史上，中日两国并无大纠葛；但在现代却结下世仇，过错当然在日本方面。无论有多少恩怨，不能不承认，日本是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那么，其成功之道是什么呢？说日本人如何擅长创新，并非全无道理，只是肯定无人完全服气；但说日本人长于模仿，则无人否认。
乐于且善于模仿，乃是日本人的成功之道。
日本在三个关键的时期，主要依靠模仿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其一是七世纪学习唐朝，实现了急剧的汉化，使日本从一个原始的部落社会，一跃而成为一个具有儒教文明的国家。实现这一跃进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孝德天皇于645年启动的大化革新。
其二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于1868年启动的明治维新，实现了急剧的西化，使日本从一个闭关锁国、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跃进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近代强国，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
其三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亲西方改革，使日本真正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其明显标志就是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七国集团。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国家，竟然成了“西方七强”之一，听起来确有点匪夷所思，但在当今世界几乎无人质疑。谁都知道，此处的“西方”，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西方国家意味着具有西方文明的国家。
三次大发展的一个共同点是，日本几乎毫无保留地学习域外先进文明，到了恰如鲁迅所说的拿来的程度。就说日本人模仿汉文化，也足以让中国士大夫惊讶不置。日本人使用汉字之多、汉字书法之不俗、汉语诗词水平之高、对中国古代文献之精通，就是中国的博学鸿儒，恐怕也不能不佩服吧。
以上所述，主要在制度文化方面。至于器物方面，日本人的模仿能力就更非同寻常了。此处仅提一件事：1545年葡萄牙人将火枪带入日本，日本工匠立即就仿制出自己的火枪。
日本模仿他人可谓神效。只是，这究竟源于意愿之强烈，还是因为能力之超群，就难以定论了。

致败之途

中日较量了两千年，互有胜败，但从时间上看，毕竟中国胜的时候多：儒家文化统治了中日两国千年之久，岂不是明证？可见中国大可不必气短。不过也得承认，在生死攸关的近代化竞赛中，中国却落后一程，而这恰恰是最关键的。
在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际，因循守旧，或者自以为是，不屑于模仿，乃使我们陷入致败之途。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期，主要因为拒绝学习先进文明，让我们错失发展机会。
其一是乾隆时期，来华的西方商人、传教士与官方使节，带来了完全异趣的域外文明信息，带来了令人大开眼界的西方工业化成果。尤其是1793年英国政府派来了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急切地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但乾隆以天朝自居，固执地坚持闭关锁国政策，断然拒绝英使的建交要求，声称“天朝无所不有，无求外人”，根本不将由仪器、枪械、火炮等等所代表的西方工业技术当一回事，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拒绝。
其二是晚清时期，正当日本因明治维新而崛起的时候，中国却不可理喻地一味排斥西方事物。三个典型事例最能说明问题。中国第一个留美学人容闳（1828—1912），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几经周折，获准组织一批幼童，于1872年带领赴美留学，指望他们成为强国之才。但守旧大臣竟以违背中华道统为由，于1881年硬将这批学童全部召回！1876年，英国人在上海修了14.5公里的吴淞铁路以作示范。孔夫子的信徒们大为恐慌，竟然花巨资购得此铁路，然后将其拆毁！1880年代，清政府花费巨资，从欧洲购回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聘请了英籍教官。但清廷却以只会骑马射箭的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且以理念不合为由辞退了洋教官，听任这支“土洋结合”的舰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灭。
其三是1950年代，正当日本全力学习西方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人却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实际上拒绝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明显地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东西，例如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知识、艺术精品。那时，竟然以拒绝西方影响为由，禁止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等，在这些领域让中国整整延误了30年；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上，也几乎延误了30年。当1980年代打开国门之际，让初次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看到了一个“地道的原始社会”。
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无疑是第三次失误。那时世界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什么是成功之道，什么是致败之途，只要不是完全闭目塞听的人，都已明若白昼。而那时我们的掌舵者，却恰恰是一些昧于世界大势、却又盲目自负的人，不屑于吸取现成的经验，更不屑于模仿他人，决意“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切都推倒重来。这样，当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一片瓦砾堆上自吹自擂了。
所有人类经验之中，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
成本最低的成功之道，就是模仿成功之人！
如果万一因模仿欠当而失误呢？即使如此，其损失也低于那种完全自以为是、凭空想象的瞎冲瞎撞。如若不信，不妨检视一下20世纪几次最大的人类灾难，它们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

创新始于模仿

创新与模仿能比较吗？创新实现思想、设计与建造的飞跃，而模仿则不过是拾人余慧而已，岂能与之相比？基于这种思维，就不可能理性地看待模仿了。
对于理解创新与模仿的关系，以下几点认识是基本的：

• A 任何创新都并非全新，它必定包含许多旧元素，甚至完全是旧元素的某种新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创新也离不开以下古老格言：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东西！
• B 对于文明的存续，最大量的工作是旧元素的保存、积累与传播，而创新则不是常有的事。就文明的传播而言，模仿是最重要的。
• C 创新是旧元素积累达到某种临界状态的产物，因此，创新离不开旧元素的积累。

综上不妨说，唯有模仿才是日常的、大量的、无时无处不有的，而创新不过是功夫积累到蓄势待发之际的临门一脚而已。
既然如此，以为模仿不足道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当然，模仿可能且有益的前提是，有先进的或有价值的东西可供模仿。因此，某种开放的环境对模仿至关重要。古代中国人不可能模仿罗马人的作战方法；罗马人也不可能模仿中国人的宫廷艺术。中美洲的玛雅人不可能模仿欧洲的炼铁技术。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普遍开放，与充分发达的全球交通网络，为全球范围内广泛的互相模仿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为创新开辟了道路。那种“关起门来搞创新”的做法，无疑是十足的愚行。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上，任何创新都必定普世共享。因此，任何势单力薄的个人或小国，都不必去开发代价高昂的技术。那些物质生活与社会环境都领先世界的欧洲小国，可曾研制核武或者探月飞船？
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效法这些小国，岂不无人创新、都望坐享其成？你就放心好了，不可能的。首先，那些大国为着自身的战略利益，一定会不惜代价致力于创新，俄罗斯就是例子。其次，技术推广即使不是有偿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正是这种时间差，会给研发者带来巨额经济利益。不管怎么说，当今世界的现实是，重大的核心技术开发，几乎完全集中于几个大国或大公司之手，绝大多数国家或厂商，都成为创新的享有者，当然，也成为新技术、新方法或者新模式的模仿者。这种命运，幸乎？抑不幸乎？
没有在创新的角斗场上一试身手，或许是一种遗憾。但也不至于是最大的不幸。真正的不幸，是那些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小民，被诱使去从事毫无意义的“创新”。1970年代末期，一些在文革中长期休眠的科研院所开始复苏，但国家的开放还没来得及实现，科学书刊资料近于空白，对外人员交流更谈不上。科研人员出于良知总要找点事做，只能凭老的经验加上想象，自立一些研究项目。国门大开之后他们痛苦地发现，这些项目竟然几乎重复了国外早已经历过的研究！这一类的创新，于我们是益乎？抑害乎？